在河南积极整顿。扩充实力的时候，北京乃至全国的局势却不那么妙了。
当初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通过了一部《临时约法》，而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这部《临时约法》就成了袁世凯的一道紧箍咒。
《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布命令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也就是说袁世凯的任何命令，都必须经过过去追随自己近三十年的老部下唐绍仪的批准方能生效，以袁世凯的性格来说焉能承受？
其实不光是袁世凯，换了另外一个人，哪怕孙中山现在还处在这个位置上，一样不能忍受。比如逼迫参议院议员投票定都之事就是最好例子。
事实上，在清帝退位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袁世凯，孙中山不能，黄兴不能，其他人就更不能。假如袁世凯前次遇刺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提前上演，应是定局。
内阁总理唐绍仪，书生得志，开始变得有些目无老上司。处处以内阁总理自居，逐渐不把受到《临时约法》约束的袁世凯放在眼里。
就连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绍仪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的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
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矛盾增加，袁世凯干脆就撇开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赵秉钧、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凯的撑腰，原本就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赵、段等人更是不把这新官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怎么做得下去？
内阁分为两派，袁世凯的势力与南方革命党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而唐绍仪本是袁派中人，立场却又接近南方革命党，当时被夹在中间又无法调和双方的矛盾，实在是苦不堪言。
而困扰新内阁的，还不光是这些南北矛盾，财政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满清政府1９o３年全年亏损三千万两白银，一场股灾，又让满清政府彻底破产。
而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建立了民国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就是正常收取了，在局势未定的情况下，各级地方也不肯主动解送给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唐绍仪的北京内阁。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
之前中国局势混乱，列强不愿意借钱给满清朝廷。孙中山四处游说，列强也是一两银子都不愿意借，列强认为孙中山根本无法控制中国局势。等到袁世凯充当大总统后，列强很快组成四国银行，主动上门要借银子给袁世凯。袁世凯无论提出什么条件，四国银行团一概照办。
可唐绍仪却偏偏不信邪，自己去问比利时银行悄悄借了一百万英镑，谁想到四国银行团知道了，立刻大加抗议，逼迫比利时银行收回借款和利息。
唐绍仪雪上加霜，只能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这位唐总理一开口就要借七千五百万两白银，四国银行团大惊，询问用处，唐总理居然说是解散军队之用云云。借款谈判陷入困境。
好容易袁世凯出面周旋，财政总长熊希岭艰苦谈判，终于达成部分借款协议，四国银行团答应先借出三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熊希岭十分清楚在南京的那些民军缺乏军饷的窘装及其潜在的兵变危险。于是借款到手之后，就是先把这三百万银子给黄兴，用以裁撤部队，安定军心之用。
谁想到黄兴得知，竟然来电报，对熊希岭破口大骂，甚至把熊希岭骂到了卖国贼的地步。
熊希岭勃然大怒，当初自己出任财政总长，黄兴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催款，等自己好不容易借到钱了，居然又被骂成是卖国贼！
一怒之下，熊希龄便将黄兴催款的电报公之于众，并将南京民军因为缺饷而可能哗变的危险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叙述了一番。
不仅如此，熊希龄还在电报中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经济，说要是黄兴在位的话，非得将民国葬送不可。
黄兴与新任财长熊希龄的电报战，立刻引起了轩然大*。各地的都督、议员、报纸等等，纷纷各抒己见，有指责熊希龄软弱外交的、有大骂财长卖国的，也有批评黄兴不顾大局的，不一而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的事还没有了结，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
在武昌起义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