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
王家在村里原本是有一处高台阶阔门楼的大宅院的，占地约四五亩，里外三进大小总共二十几个房间。他祖上原是京城的名医，有自家的药库。清末民初，先人过世后，家门的医名在京城不那么显赫了，于是满门搬离京城，回到原籍，盖起了那大宅院。他祖父此后没再入过北京，只居住在县城里行医。祖父一死，父辈人闹分家。他父亲决心遵从祖父的遗嘱做那老宅的守护人和家门医名的继承人，而叔伯们都家家巴望着离开村里。结果自然是各遂所愿，钱财细软十之八九被叔伯各家所分，老宅和少许古物件归在了他一家名下。军阀内战的年头，他家在县城里的医堂不止一次遭到兵痞的骚扰和抢掠，名贵药材被洗劫一空，女眷们还受到过调戏与凌辱。他父亲一气之下，关了医堂，干脆回到村里做起了宅公，那自然是坐吃山空。华北沦陷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原野上到处筑起了炮楼。县城里的炮楼里的日军经常率领伪军窜到各个农村烧杀奸掠，而他有个小他一岁的漂亮的妹妹，遂成最使父母担惊受怕的“心病”。每次一听说日伪军又要来了，往哪儿藏也还是个提心吊胆。父母年纪已大，总那么样非长久之事，于是他父亲决定托一位老友的儿子将女儿带去香港。他二伯一家那时已定居香港，经营一家衣布店，生意还算可以。按他父亲的安排，是要将妹妹寄养在二伯家，并由二伯做主，在香港寻得佳婿代嫁了，以早日了却一桩心事。殊料那老友的儿子与他的妹妹一并失踪，多方打听仍无下落，生死不明。他父亲那一急非同小可，病倒在床。那时他在日本，收到家信赶回村里，父亲已逝。王家对村人们一向仁慈，诊病给药分文不收。村人们对他王家人也一向尊敬，齐心协力帮他母亲将他父亲埋葬了。他虽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却陪伴着母亲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他见到的也是卧床难起的母亲。在那一段日子里，老鬼子池田的一团人对这一带进行扫荡，将他的家占领为团部。一边是病倒在床奄奄一息命脉如丝的母亲，一边是穷凶极恶的鬼子，使他咀嚼到了种种屈辱滋味。鬼子军官还当着他母亲的面接连扇他的耳光，但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他口中也没说出过半句日本话，更没企图利用过自己是东京大学日本文化史博士的另种身份自保一下。日军撤走当天他母亲就咽气了。老夫人分明强努一口气活着，为的是能带着一种安心而死——起码知道日本人走之后儿子还有生命。
当然也是乡亲们帮他埋葬了他母亲。
而那时的王家宅院，已多次遭过轰炸，处处残垣断壁，梁倒檐折，几成废墟了。他收拾出了一间角屋，孤单单地住了下去。
他是可以远走高飞，避开战乱，去往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重新料理人生的。盘缠他是不会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包括国外，即使几年内没有收入，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成为问题。
但他选择了留下。
他觉得自己决不能一走了之。
他要报答乡亲们帮他埋葬父母的恩德。虽然他从没对任何一个乡亲这么说过，心里却真的是这么想的。而那报答的大愿望，在当年，除了是与乡亲们共历苦难，再也就只能是给乡亲们治病和教他们的孩子识字了。
韩成贵来到王家的地点，踏在王文琪住的那一间角屋外墙的瓦砾堆上，从窗纸破损的后窗向内窥望，所见却是王文琪的背影，双膝跪地，显然在对着什么祷告。
韩成贵没看分明，这反倒使他非要看分明不可了。他蹑足下了砖瓦堆，绕到门口，闪在门一侧再看。这一次看分明了——王文琪面前摆一只小凳，凳上放着有底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还“悬”着一人物，除了腰部有布状纹遮羞而外，几乎是裸体的外国男人的偶像。而他双手也持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词。
韩成贵不知小凳上放的是耶稣受难像。没见过。
他在门外干咳了一声。
王文琪立刻站起，同时拿起耶稣受难像打算往什么地方藏。正旋转着身子不知藏哪儿是好，韩成贵已一步跨入了屋里。
王文琪将拿在双手的大小两个十字架往身后一背，极为不快地瞪着韩成贵，那副表情的意思是——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可以偷偷跟踪我，监视我？！
韩成贵笑道：“你不就是一心急着回来拜神祇嘛！这你可以明说呀。你偏不明说，那我能不奇怪？我奇怪了，能不跟着你来看个究竟？你刚才拜的是何方神圣？”
王文琪听出他的语气老大不以为然，矜持地说：“我知道你是个没有宗教情怀的人，跟你说了，还不更使你取笑？我不拜了，你也别再多问了行不？”
韩成贵说：“那不行。罗队长不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跟你说过了吗？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而且是我们的人中立了大功的人。你信哪路神祇，这情况我是必须掌握的。”
王文琪问：“真的？”
韩成贵严肃地说：“当然！”
于是王文琪很不情愿地将耶稣受难像又摆放在小凳上。
韩成贵要拿起细看，王文琪一伸手臂阻拦道：“你不能动他。”
韩成贵问：“为什么？”
王文琪说：“你不是他的信徒，你拿起他横看竖看的，对他是不敬。”
韩成贵疑惑全释，觉得王文琪实在好笑，也觉得自己实在好笑。忍住笑，故作庄严地问：“你信的什么教？拜得还怪虔诚的哩！”
王文琪说：“那是耶稣，基督是他的信仰。”
韩成贵是听说过耶稣的，但从没见过耶酥像。当年县里有一座基督教堂，还有一位英籍教士，信众渐多，约两三百人。日军占领县城后，将教堂征用为军火库了，还逮捕了教士和几名信徒，从此没人家里胆敢再有耶稣像，更没人胆敢佩带十字架。而王文琪说罢，将耶酥像和十字架用布包好，放入一小匣子，掀开地上一块方砖，再将小匣子放入砖下的坑里。韩成贵微微皱眉，默默看着他那么做。等王文琪直起腰，他严肃地又问：“你竟然信基督教？”
王文琪点点头。
韩成贵说：“文琪，佛教儒教道教，你信哪一教派不好？为什么偏偏信洋教？”
王文琪说：“洋教也是教啊，有什么区别呢？”
韩成贵说：“明明有区别的，你还装糊涂反问我！你是中国人，中国有几种教还不够你信的？放着咱们中国的教不信，偏信洋教，你怎么想的啊你？！”
他的话中此时便有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意味。
王文琪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爷爷奶奶早年间不知怎么成了基督徒，我父母也随着成了基督徒，我们家族中大部分人都成了基督徒，我自己也是了一点儿都不奇怪啊！再说，佛教也不是咱们中国的宗教啊，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儒家不是严格的宗教，是思想学派。道教虽然是个教派，可太神秘了呀，不符合我的心性啊。总之宗教信仰是这么一回事，谁如果信了，别人就不可以对他说三道四的了。”
他最后几句话把韩成贵造了个大红脸。
韩成贵说：“好好好，你爱信就信吧。但千万要小心防备，别叫鬼子哪天又来村里骚扰时发现了！你知道鬼子为什么逮捕了那教士和几名信徒？怀疑他们是英美联军的情报员！若被鬼子发现，肯定也会怀疑你啊！”
王文琪说：“你表示这份儿好意我才高兴。在河边听你说咱们的人没伤亡，我内心特别激动，所以急着回来祷告一番。”
韩成贵说：“咱们的人没伤亡，是由于你汇报的情报准，我看与你的耶稣没什么关系，又不是他保佑着才没伤亡的。”
王文琪说：“很可能正是因为有耶稣保佑着！鬼子一开始扫荡，我每天替咱们的人祈祷好几次！”
他说罢笑了，显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笑罢又说，有时候祷告祷告，心情会好受不少。
韩成贵被他的话感动了。由于感动，似乎也理解他偏信洋教的原委、缘由了，不由得轻轻拥抱住了王文琪。王文琪呢，则一动不动任他轻轻拥抱着，良久叹道：“唉，咱们多灾多难的国啊！……”
第二天上午，十几名鬼子驾驶摩托驶入村中。其中一辆带斗的摩托车斗里坐着藤野。对于村人们，除了藤野，其他鬼子全都陌生，看去个个是县城里的鬼子。那些鬼子，此次却没凶神恶煞般地对待乡亲们。甚至也可以说，竟没骚扰乡亲们，只不过威逼一名乡亲将他们带到了王家破败的宅院前。王文琪正在院中的空场地指挥孩子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村里就十三四个男孩女孩而已，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不等，都是王文琪的学生。他不但教他们识字，也给他们讲中国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故事。自然，还教他们唱歌和做操。有个孩子听觉好，在他和别的孩子都没听到摩托驶来的声音时，那孩子已听到了，赶紧大声告诉了他。他刚垂下指挥着的双臂，孩子们的歌声刚一停止，摩托已停在院门外了。他还没来得及让孩子们四散开躲藏起来，藤野率先，鬼子们已进了院子。孩子们都是见过鬼子的，也自然，每次见了鬼子没有不害怕的。这一次孩子们见到鬼子的情况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往有父母在他们身边，并且差不多总是被全村大人们掩护在背后。而这一次除了他们的老师王文琪，没有第二个大人和他们在一起。猛然地看到一队鬼子出现在眼前，有一个还牵着大狼狗，他们比以往哪一次都更加害怕了，纷纷本能地聚到了老师身旁。年龄稍大点儿的，也本能地将年龄小的掩护在背后。
王文琪万万没有料到藤野会率领一队非是炮楼里的鬼子兵出现在自己住的地方。他立刻就猜测到了，那肯定是些县城里的鬼子兵无疑，也立刻就明白，鬼子们肯定是冲着他来的，顿时心里七上八下，一颗心突突乱跳，因不知鬼子们会将自己怎么样而万分紧张。见藤野脸上尚无凶相，才稍稍镇定了一点儿。镇定也镇定不到哪儿去。唯恐孩子们万一受到伤害时，自己根本无法予以保护。
藤野的皮靴照例乌黑锃亮，手套照例雪白。
他瞪着王文琪问：“王，你的，在干什么？”
王文琪说在教学生们唱歌。
藤野扫视着孩子们，又问王文琪在教唱什么歌？以上两句，都是用中国话问的。并且看得出来，他是在尽可能地将中国话说得像一个中国人在说。不仅如此，还要尽量说得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说。这一点不但王文琪看出来了，连孩子们也看出来了。孩子们看出来了这一点，恐惧心理稍微减轻。起初每一个孩子都在浑身发抖，有一个男孩儿已尿湿了裤子。
藤野是会说不少句中国话的。他的长官池田大佐，颇具有侵略及占领的长远眼光，也可以认为那是一种经验和学问。按照老鬼子池田的要求，他这一级军曹们在进驻炮楼前接受过初级“支那语”培训。他们的教官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其实已不存在，只不过是无法统一，一盘散沙的“支那区”混战战场。既然如此，日军在这一地区的一切军事占领，也就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这一地区的“长治久安”“共荣整合”。那么，完成“整合”之前，中国话就不配叫中国话。也不配叫“汉语”“华语”。因为“汉朝”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古代概念，“中华”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当代现实。所以只配叫“支那区”“支那人”“支那语”。藤野的受训成绩挺不错，结束时获得了优秀证书，是他的军靴踏上中国的国土后受到的唯一一次表彰，被他自己视为第一份军人荣誉。然而，那毕竟不是战斗荣誉，故他自己又很清楚，是不足以在军中炫耀的。他一心想要抓住机遇，参与大战役，多立战功，迅速地由低级军官而高级军官。却一直没逢上什么参与大战役的机遇，任务仅仅是驻守一座炮楼。这令他特失意，也特郁闷。
来到韩王村抢粮那天，他觉得在王文琪这一个“支那人”的面前多少有点儿羞愧。一个“支那人”竟会将日本语说得那么好听，说出了一种低吟轻唱般的音乐美感，而自己们身为大日本皇军的成员，说出的日本话却像狼嚎狗吠！并且，似乎个个都已根本不会像在国内那么以正常语调说本国话了。这不是挺丢大日本帝国的脸吗？所以他今天也要尽量将“支那语”说得好听一点儿。对于那厮，语调正常地说也就等于说得好听了。那是很难为自己的事，但他确实在尽力那样做了。日本人的“支那语”培训教官当初对他们进行培训时，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来教他们的。一种是凶横威暴的语调，如说“混蛋”“你的，狡猾狡猾的！”或“你的，死啦死啦的！”那种时候；另一种是团结的友善的语调，如说“很好”“你的，皇军的朋友的是”或“皇军大大地喜欢你”那种时候。按照老鬼子池田的想法，是希望部下以前一种语调说“支那语”的时候越来越少，以后一种语调说的时候越来越多。因为那将意味着，占领者不但占领了别国的领土，而且成功占领了别国的人心。将“支那地区”最终变成为“日语地区”，前提是要用“支那语”打开“支那人”视皇军为敌人的心锁。这是老鬼子的理想主义侵略步骤。实际上当然恰恰相反，受过“支那语”培训的藤野们，以后一种语调说“支那语”的时候越来越少，即使对皇协军就是伪军们，以前一种凶横威暴的语调说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伪军们恼怒起来的时候越发地多了。渐渐地，连藤野这样获得过“支那语”受训优秀证书的鬼子，起初那点儿“优秀”的老本儿也所剩无几了。他们动辄吼叫着说的，是一种“日语”与“支那语”相结合的话语，如：“八格牙路，你的，死的不怕？！”
王文琪从藤野说话的表情、语调，立刻就将他那时刻的心理分析得八九不离十了。虽然还猜不到他率领十几名鬼子前来的目的，但估计不是凶残的目的，于是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完全镇定了下来。他用日语告诉藤野，这些孩子们就是他的学生，他刚才在教他们唱中国古代一位伟大诗人的诗词，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求学时，协助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用日语翻译过那位叫李白的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而那一部诗集在日本甫一问世，不久便成了日本上流社会人士争相阅读和保存的诗集。藤野出身于日本草根阶级，家族中几代先人都是贫穷的农民，直到父亲那一代才奋斗成了日本小城里的底层人家。故他自幼怀有深深的出身卑微的沮丧，对日本上流社会也怀有又嫉妒又敬畏的复杂心理。那日在炮楼里的近距离接触和日语交谈，使王文琪从心理上了解了他这一名日军军曹。
藤野几乎是彬彬有礼地请王文琪让孩子们唱一首听听。王文琪又看出来了，藤野彬彬有礼的假面背后是狡诈，对方并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也许对方也在猜，说不定他刚才正在教孩子们唱抗日的歌。如果孩子们不会唱什么李白的歌，那就有了翻脸的理由。大出藤野所料的是，王文琪比他更加彬彬有礼地问，尊敬的太君，您是想听我的学生们用我们中国话唱呢，还是用日本话唱呢？
藤野听王文琪说前半句话时，顿时将脸一板。中国人口中说出“我们中国话”五个字，他认为足以使他抓住了随之大翻其脸的理由。你认为你这个“支那人”替我驻扎的炮楼改过烟道，替我这名大日本皇军的军官按摩过肩腿，还帮我们炖过一锅小猪肉，告诉过我们做高粱米饭放碱才好吃，才胃不泛酸水比较容易消化，你就可以自认为你不是“支那人”而是“中国人”，你们“支那人”的话不是“支那语”而是什么“中国话”了么？你头脑之中有着如此顽固的中国意识，你简直就该“死啦死啦”的！但听完了王文琪的后半句话，脸上板起来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
“你的，教他们，日语的唱歌？”——藤野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王文琪说：“是啊太君，我们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用日本话唱那也非常好听啊！”
藤野微微眯起双眼注视他片刻，又问：“你为什么用日语教你的学生们唱？”
王文琪特真诚地说：“我在日本一流高等学府求学八九年，我关于日本这个国家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识，全都是我的老师们用日语传授给我的啊！日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啊，我对日语的感情像我对国语的感情一样深啊！”他镇定着并且审时度势着，谨慎着，这一次不再说“我们中国话”而说“国语”。
藤野脸上的肌肉不但松弛，而且重又呈现出彬彬有礼的表情了。他请王文琪快让孩子们唱来听。
近日，王文琪确确实实是用日语教他的学生们唱过中国古代诗词歌的，甚至还用日语教他们唱会了几首日本民歌。否则，他又怎敢那么问藤野呢？他用日语教孩子们唱歌这一件事，遭到过全村包括韩大娘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韩大娘说：“文琪啊，你不但往炮楼里给日伪军送好吃的，这么样那么样地讨好他们，巴结他们，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歌，甚至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你是想要把咱们韩王村变成一个亲日村啊？”王文琪说：“对啊大娘，我正是这么想的啊。当然不是真的亲他们，他们是禽兽兵，对咱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当前呢，他们强势，咱们弱势，装出亲他们的样子，可以起到麻痹他们的作用，对于保护自己是一种好策略。如果咱们的孩子会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唱，或许就会使咱们的孩子逃过刀砍枪杀之难的。”为了进一步说服大家，他还给大家讲越王灭吴的中国历史事件。也讲“四面楚歌”的典故。尽管乡亲们理解了他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感情上仍那么难以接受。韩成贵就亲自去找了一次罗队长，将他的想法向罗队长汇报了。罗队长听后，沉吟良久，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罗队长说：“凡是咱们也同意了的事，王文琪那么做了，就不仅是他一个人所做的事了，而是代表着全村乡亲们的一种做法了，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的坚定分子的做法了。他前边的做法，是在身陷虎穴的情况之下做的。已经那么做了，情有可谅，我们应予理解。他后来主动往炮楼里送东西，是咱们同意了的，那就实际上是代表着咱们的做法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不解的质问和指责，咱们都得如实承认，也都得把指责替他担过来。但他现在要做的，老实说，究竟是对是错，对几分，错几分，对能压过错去，还是错必定压过了对，老实说，连我也难下结论了。告诉他先不要用日本话教孩子们唱歌，咱们明明做不了主的事不能瞎做主，得请示请示上级。”于是罗队长遂请示了上级中共地委。地委也做不了主，又往省委请示。一级一级逐级请示，说明哪一级都认为王文琪的想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也说明哪一级都挺重视。不久，不知省委哪一位领导反馈回来一项指示，大意是说既然王文琪这个人是可靠的，那么他的出发点当然是良好的。而既然出发点是良好的，又何必非要坚决反对？指示还认为，在韩王村所在的地区，即使有二三个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亲日的村子也不要紧，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内心里有爱国情怀，有对日寇的仇恨，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心志，表面怎么样只不过是表面嘛。抗日斗争日益残酷，在离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县城近的地方，在炮楼林立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两三个村子被敌人认为是亲日村，而实际上又是爱国村的村子，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比如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情报联络员，有利于我们的伤病员能在距县城近的地方疗伤养病。甚至也有可能使敌人产生幻想，以为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抗日意志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果而如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不是正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凝聚和壮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