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我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被母亲轻轻唤醒了。睁开眼睛，才发现母亲已替我脱去了衣服，我是睡在温暖的被窝里。
马婶坐在炕沿。
母亲说：“马婶看你来了。”
我便对马婶憨憨地笑。
马婶却急迫地问：“你见着我家国华了吗？”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母亲。
母亲说：“你没走几天，国华也大串联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和你一样，连封信也不往家写，你马婶天天担虑得吃不下睡不着……”
我说：“我们又不是一块儿的，哪能见着他呀！”
马婶又急迫地问：“你听说铁路上发生什么车祸没有？”
母亲赶紧接着说：“人们都讲铁路上发生了好几起车祸，不知是真是假？”向我直丢眼色。
我并没明白母亲的意思，老老实实地回答：“千真万确！铁路上是发生了好几起车祸。有的列车三四节车厢砸在山洞里，死了不少人呢，差不多全是大串联的红卫兵！不但铁路上，公路上也发生车祸呀！还有因翻了船淹死的红卫……”
“别乱说了！你信口胡诌！”母亲瞪着我，生气地打断我的话。
马婶哇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家国华肯定是死了呀！要不他怎么连封家信也不写哪！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们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连个传宗接代的根苗都没有了，这可怎么好呀！我是哪辈子作了孽呀！”
母亲在一旁说些宽心话劝她。
母亲越劝，她哭得越凶。最后搂抱着母亲，在我家放声号啕，引得母亲陪着哭。
我望着搂抱在一块儿哭作一团的两位母亲，为自己说的那番老实话后悔不已，噤若寒蝉地转身面壁，缩入被窝里。
马婶哭了很久才悲伤万分地离去。她离去后母亲将我狠狠数落了一顿……
我的双脚冻伤了，先是红肿，继而生了冻疮，开始溃烂。
我几乎整整一个月没下炕，更没迈出过家门。王文琪被枪毙了，也就再没有哪一个同学到我家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些学校里或社会上的运动情况。他虽然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子弹之下，可我每每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念及同学三年他对我的种种友谊。甚至还想到他的坟上去表示一点缅怀之情。可他的尸体是被医院直接从刑场上拉去解剖了的，无坟可供我去凭吊，不免为他也为自己凄凄然。
从母亲口中，倒是片片断断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原先的“四好大院”在我离开的两个月内发生的变化：马叔被单位揪出来了，念过“国高”的人当然是“臭知识分子”无疑。母亲说即使他没念过“国高”也会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因为他的出身原来是地主。张叔也被揪出来了，因为他大小算是个“领导”，尽管不过是区商业局下属一个片的几个小商店的临时负责人。好在他不是党员，够不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所以批斗“走资派”时，他只作个配角陪着低头弯腰而已。孙叔被揪出来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当母亲告诉我时我并不觉得奇怪。——国家正式的十九级干部，且在党，不揪出来难道还能放过他？如今统计一下，不消说那些身为处长、局长、厅长、部长和更高级的干部们，就单算小小的芝麻官科长吧，“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揪出来过，没被批斗过的又有几个？全国加一块儿准超不过三位数。
而吴叔亦被揪出来了，却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母亲告诉我时吓了我一大跳。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在我听来也无疑是成立的：某天清早，有人从他收破烂的手推车上发现了一堆毛主席石膏宝像碎片。当然要受到严肃的质问：为什么将毛主席的石膏宝像打碎？为什么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烂儿的车上，和些个破烂儿混在一起？是不是在他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宝像和破烂是一样的，想要“破烂儿的换钱”？
他说，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宝像。头天晚上他的收破烂儿车上还没见有那些严峻的碎片，兴许是谁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赃，才将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宝像趁夜间放在他收破烂儿的车上。
人家未免怀疑，未免继续质问。
他又委屈又着急，竟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吼：“我们家从来不买那玩意儿！有那钱我买瓶酒喝！再者收购站也不收石膏，那玩意儿既然碎了，就一分钱也不值！”
这番话还能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吗？甭说他一个“吴二爷”或者“吴二驴”的，就是十个二十个，也定他俩五一十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他本不属于纯正的无产阶级，乃是个“流氓无产者”，不过沾着无产阶级一点儿边，没什么反动言论，也可能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不经意间捎带着划拉一下的。他当天就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押入了街道“黑帮”队的行列。据传要判刑。
我离家的两个月内，我们这个大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四好院”而成“黑帮院”了。院门上光荣的红旗铁牌已被除掉。七户人家四户的户主被揪出来，还不成了“黑帮院”吗？
我们的大院已不成其为院了。木板障子被偷得所剩无几。
都是些乘人之危的家伙夜间干的。就是大白天干，院里的人也不敢提半句抗议。不过那些家伙还顾着街坊的情面，不好意思白天干。好端端的两扇院门也被偷走了一扇。院门障子都是好木板，大概是偷回去做箱子做柜子做写字台了。偷便偷罢，盗则盗罢，还要往我们院里泼泔水堆垃圾。大抵是孩子们所为。但也保不准绝没大人照样干。下水道在胡同口。垃圾站更远。寒冬腊月的，图省力，少走路。仅此而已，倒并不见得存什么坏心眼儿。
有天夜里，我被外面砰砰啪啪的一阵响惊醒，拉亮灯，坐了起来。
母亲也被惊醒，却躺着侧耳听，一动未动。
我问：“妈，怎么回事？”
母亲低声说：“还用问，准是又有人在扒咱们院的木板障子呗！”
“这也欺人太甚了！我去管管！”我火冒三丈，披上衣服就要下炕。
母亲按住我，训斥道：“就你有本事！不许你出屋！大人们都不敢管，你一个毛孩子管得了吗？不管倒兴许好，何日木板障子扒光也就算完了。一管，说不定哪天夜里扒谁家屋顶！”
看母亲那种极胆小极怕事的样子，我只好憋着怒火，悻悻作罢。
母亲天天睡前用盐水给我泡洗一次脚。一个月后，我冻伤的双脚终于好转，可以下炕走动了。
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站在院子里，简直认不出我们的院了。另一扇大院门也被偷走了。木板障子被扒光了，连厕所的顶盖和围帘也不见了。满院是污水冻的脏冰，一层覆一层，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全，是从没有了门的大门口呈瀑布状淌进来后结冻的。厕所几乎被垃圾山包围了。
而街坊们，对我们院的人好像还并不怎么歧视似的，见面照旧点头，打招呼，问：“吃了吗？”“起来了呀？”夜里干着坑害我们院的缺德事，白天却对我们院的人显出极善良的模样，仿佛缺德事根本不是他们干的，是缺德鬼干的。这些人真是虚伪至极！
我到学校去了一次。学校的锅炉因为没有煤烧，早已熄火，每间教室都阴冷阴冷的。那些砸碎了玻璃的教室更甭提。也就没人坚持在学校里闹革命。也就失去了几个月前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好形势”。仿佛全校的红卫兵都在冬季转入了神秘的“地下斗争”。我只去了一次，便不再去。
煤，全市缺少煤。煤矿工人也闹革命，缺少煤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缺少煤，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在这个冬季格外寒冷。《东方红》的乐曲，每天却仍响彻这座“东方红城”的上空。
当年哈尔滨市的普通居民们买煤买烧柴是凭供应本的。
每户每个月六十斤烧柴，平均每天二斤。每个季度半吨煤，平均每天只能烧一小桶。烧柴是湿的，去掉水分，实际也就是四十多斤五十来斤。买回家，需劈得细细的，架在炉台四周烤干，才能生着火。普通居民们能买到的只有“无烟煤”。名曰“煤”，其实不是煤，是煤矿采煤过程冲出的煤粉，煤粉那么细，不知在煤矿堆积了多少年月。这样的所谓的“煤”，居民是没法儿用来做饭取暖的。倒进炉膛一铲，大半铲漏到炉底。一个小时也难生着一次火。我家的温度并不比学校教室里的温度高多少。而烧柴是月月不够用的。就是那样的“无烟煤”，也得每天按量计划着烧。第一天烧多了，第二天只好少烧。
那个冬季，我为家里做两项重要的事：白天夹着麻袋，腰里别着斧头，到离家很远的一个木材厂去扒树皮。木材厂是禁止扒树皮的，得偷偷地翻墙而入，偷偷地翻墙而出。运气好，每天能带回家十来斤树皮。运气不好，被木材厂的管理人员捉住，不但所扒的树皮白费工夫和力气，麻袋和斧头被没收，连自己也会被扣留整整一天。稍不驯服，则会挨揍。我虽然挨过几次揍，却从未间断去扒树皮。不去扒树皮，我家的炉膛也可能像学校的锅炉一样熄火。晚上则在家里团煤球。每次团上百个鸡蛋那么大的煤球，摆在炉盖四周，埋在温热的炉灰中。第二天早晨拿得起来而不至于粉碎才能烧。亏得我为家里承担着这两项重要的事，我家的炉膛才维持着“无烟煤”的无烟也无焰的可怜巴巴的一点点火。
火柴仍按户供应。食盐凭票。面碱凭票。灯泡坏了是根本买不到的。灯泡厂的工人们说没有玻璃做灯泡。玻璃厂的工人们说没有生产玻璃的原料。每一个生产单位的工人阶级都在闹革命。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一切一切，也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为买不到这个而必然买不到那个，形成循环短缺。
每天全家一吃过晚饭，连碗筷也顾不上刷洗，赶紧就铺展被褥钻入被窝，熄灯睡觉。睡不着便在黑暗中躺着。为的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我家的两只灯泡早已坏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吊在里外屋间的门框上方，里外屋同明同暗。灯丝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断，永远对接不上。它是我们全家的太阳，它令我们提心吊胆。不仅买不到灯泡，也买不到蜡烛。它一旦坏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家在夜晚失去了唯一的一线光明。
那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发展，人民困困难难生活的年月。
那一年的元旦之夜连鞭炮声都没听到。
却从上海传来了“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喜讯！首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元旦社论中宣告：……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元旦社论是向全国造反派发出的夺权动员令和讯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首当其冲，在一月二日便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调查员”身份紧急赶回上海，参与策划夺权行动。当天和第二天，便先后夺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张春桥随即召见“工总司”代表，下达指示：“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六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举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八日，毛主席充分肯定“一月风暴”。发表“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九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载并广播了《告上海市人民书》。
十一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并广播了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热情洋溢的贺电。称赞他们向全市发出的夺权的《紧急通告》“好得很”“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经验。
其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全面的总夺权斗争”。
林彪公开发表讲话：“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军队要坚决地大力地支持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张春桥公开发表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的呐喊声、“凯歌”声中，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的人民，死寂沉沉地送走了那一年的元旦，死寂沉沉地迎来了那一年的春节。那是人民的艰难岁月，也是党的艰难岁月。
春节，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的普通百姓，每人仅仅凭供应票才能买到半斤猪肉，半斤鱼，半斤蛋。肉是连皮带骨的冷库里存放多年的冻肉，鱼是从朝鲜进口的什么“明太鱼”——一种索然无味的鱼。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的春节根本没有任何节日气氛。初三凌晨，吴叔光着双脚，穿着破绒衣绒裤从街道“黑帮”队逃跑回来了。他先擂自己家的门，吴婶从窗口看见他那种蓬头垢面张皇失措的样子，情知他是逃跑回来的，生怕放他进屋，也犯了“窝藏现行反革命”的罪，吓得不敢给他开门，光是浑身发抖地搂着几个孩子在炕上缩成一堆儿，哭哭啼啼，还在屋里哀求他快回“黑帮”队去，老老实实认罪，争取宽大处理。他进不得自家屋，就转而来擂我家的门，边擂边叫：“梁嫂，梁嫂，你发发慈悲，开门让我进屋躲躲吧，他们是要判我死罪枪毙我啊！我不跑几天后就没命了呀！”
母亲将窗帘撩起一角，见他那样子，立刻放下窗帘，也不敢给他开门。“窝藏现行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哪一家担待得起呀！
“梁嫂，梁嫂，我给你跪下了！”吴叔在门外苦苦大声哀求不止。
母亲在屋里团团转，狠着心不应声。
我将窗帘撩起一角，朝外看了一眼，见他果真双膝跪在我家门口，两脚冻得赤红。
我十分不忍地对母亲说：“妈，他没穿鞋就跑回来了，开门让他进屋暖和暖和吧，暖和一会儿咱们就打发他出去，也算不得是窝藏……”
母亲听了我的话，走到门前，刚要开门，手又从门插上放下了。
“不行！”母亲坚决地说，“只要放他进屋，就是咱们家的罪呀！你把你哥那双棉胶鞋从风窗送给你吴叔吧……你再劝他，趁人家没发现他逃跑，赶快回去，低头认罪，态度好兴许还能判个死缓……”
我没有丝毫理由责怪母亲胆小怕事。放他进屋对我家意味着什么，我比母亲是更清楚的。
我默默从破箱子里翻出哥哥的一双旧棉胶鞋，打开小风窗，叫了一声：“吴叔……”正预备将鞋扔出去，却见几条汉子冲入院内。
“他在那儿哪！”
“守住大门口，小心叫他跑啦！”
几条汉子吆吆喝喝，捋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扑过来要逮他。
他腾地跳起，像一头被猎狗四面围住的野猪，凸瞪着俩眼珠子，挥拳打在一个人脸面上，夺路便逃。那几条汉子发出威胁的叫嚷堵截。他和他们在院内兜着乱跑了一圈，逃往院外去了。几条汉子追向院外。
我拎着那双鞋站在窗前呆若木鸡。
母亲面色如灰，瘫坐地上。
其他几户的大人孩子，受到惊扰，纷纷跑出家门，跑向院外看究竟。
吴婶和几个孩子这时才出家门，哭着喊着呼着叫着跟随而去。
胡同里人声嘈杂，听着仿佛有一伙强盗在打家劫舍似的。
我从呆状中清醒过来，慌慌忙忙地穿好衣服，也跑出家门，跑向院外。
一伙人跑出了胡同口。
我也跑出了胡同口。
我与别人有所不同。别人是看热闹，我不是看热闹。吴家毕竟是我家的近邻。吴叔毕竟平素对我像个叔辈的人。我心里觉着我好像能够解救他似的。当然我是解救不了他的。跟着看热闹的人们跑说到底仍是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