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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三年，春末，各地举子汇聚京师，恩科来的比较突然，符合年龄的举人可没心思去搀和关于科举改革的嘴仗。京师里的长衫客多了起来，往往都带着一个书童，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各地赶到京师。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说官话，就算说的很难听，也在坚持说。
这是朱由检在位时坚持的结果，任何官员在吏部遴选时须面试，如官话说的不好，对不起，你回去先学习官话，差不多能说了，您再来遴选。这对在职官员和新科进士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全国性的推广官话，这是朱由检留下的一个既定政策，也是陈燮的建议。
后来的史学家们，把这个规矩视作不亚于“书同文、车同轨”的伟大政策。方言还是会存在，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官员，就必须要说官话，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官话。
会试的制度也改了，完全照搬南京乡试的办法，这个倒是深受广大举子欢迎的举措。还有就是一个新的举措，在考算学的时候，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并且鼓励使用这种简单的数字。当然，这个数字只是在计算时可以用，正式的文字资料，还是要用大写，避免被人篡改。
每一个来到京师的举人，都必须先去贡院报道，领取一份新的考试规章制度。而且必须在考试前三天进行登记，逾期不候。时间上，还是留的很宽裕的，科举时间定在五月中，再远的人也能来的及赶到。
早来的举人们，从容的在旅馆里住下。京师里最受举人们欢迎的旅馆，是一个宗室弟子开的买卖。全是两层小楼，前面带个小院子，读书人来了，交足了银子就可以住进去。外头有大围墙，里头有小篱笆。有事的时候，屋子里有绳子，拉一下没一会伙计便能过来伺候。
宗室旅馆一共有房间一百零三个，短短半个月全部住满。剩下的客人只好去住别的旅馆，次一点的旅馆也不差，砖石结构的两层或者三层楼，独立卫生间，楼下有餐厅。生活设施齐全，叫什么登州商务酒店。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登州商人开的买卖。
类似的新鲜事物，在京师里越来越多。朱由检在的时候，已经开始的改变，现在还在延续。道路修的宽了，街上身穿黑色制服的城管，街道两边窗明几净的店铺，对于一些西北内地来读书人而言，无疑充满了新鲜的趣味。京师的变化。往往能影响的更远。
这些人回去的时候，会把京师变化的一点一滴带回去。
内阁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原因是一份来自天津的奏报，从山海关到天津的铁路还在试车期间，发生了一起事故。火车把一个放牛娃给撞死了，这事情要是放在东北，那就是死的倒霉了。铁路上是不会给任何赔偿的，因为这个事情在辽东反复宣传。铁路沿线也有警示牌。
但是在天津不是这样，这个孩子死了之后，数百族人出动，先把铁路堵上，然后抬着尸体去官府闹。领头的还是一个有举人功名的乡绅。名字叫做李锦。因为过了岁数，今后科举无望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出来闹，无从得知。
天津知府处理这个事情的办法，就是让铁路上赔一百个银圆，铁路上不干，认为这事情不和规矩，这个口子不能开。铁路边上有警示牌，是这个孩子自己跑铁路上玩耍，导致的事故。铁路上没这个责任，考虑到这是个孩子，所以愿意拿出五十个银圆作为抚恤。
两边谈不拢，李锦带着五百多族人，给铁路堵上，说什么奇技淫巧，祸乱人心，还说这铁路上的火车，发出的怪叫声，惊动了李家祖先的坟茔，坏了李家的风水，要拔掉铁路。
天津知府郝晋出面调停无果，只好把事情上奏京师，请内阁定夺。
就这么一个事情，行文先去了刑部，结果刑部尚书张祈一看这个东西是新鲜事物，涉及到陈燮的利益，立刻给行文发内阁来了，批了一段话“此前未有先例，无律可循请内阁定夺”。
行文进了内阁，正好是姜逢源轮值，拿到行文一看就跳了起来，冲进周延儒的办公室，吧啦吧啦的一通说，内容不外是这种东西害民不浅，应该废弃。什么败人风水啊，什么祸乱民心啊，什么伤及无辜啊，各种帽子一顶一顶的扣上来。
周延儒当然不会听他的一面之词，自打姜逢源进了内阁，仗着是帝师的身份，平时说话处处抢风头，似乎他就是首辅了，其他人脾气虽然未必好，但是没人跟他计较就是了。搞的周延儒很不爽他，但是又拿他没啥太好的法子，这货嘴皮子挺利索的，对政务指手画脚的，因为是冲着周延儒去的，别人也都看热闹，没说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