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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1日，被自治政府确立为重点建设项目的成渝铁路、黔渝铁路和黔桂铁路，在花费了西南各省无数的人力和物力，经过了将近两年时间的紧张施工后，终于在这一天建成，正式并轨通车。
这一天，在成都举行的盛大通车仪式上，新建成的火车站内人山人海，鼓乐声和鞭炮声中民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数万民众的亲眼见证下，自治政府总理沈秉堃亲自上前，为第一列由成都驶向广西南宁方向的列车进行了剪裁。而早已准备妥当的火车司机，在剪裁结束后，满脸兴奋的登上了火车头，不断的拉响着汽笛。当看到火车缓慢启动，在喷出一股股的黑烟，轰隆轰隆的奔向了远方后，数万民众的欢呼声再次响彻了天际。
也就是在这天，不管是自治政府治下，还是平津、上海等地，他们很多的报纸都用热情洋溢的文字来对这一发生在西南的，或者说发生在中国的盛事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
早在从清末开始的前后这几十年中，“实业救国”的论调，就一直在中国各界的精英阶层中盛行不衰。他们之所以认定，“实业”才能“救国”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源于他们表面上对列强国家国力强大的“粗浅”认识。工业时代与日俱增的机器生产，的确已经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但是与它同一存在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同样也不容忽视，没用相适应的环境和制度，他们所遭受到失败也自然就顺理成章了。大清朝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因为铁路而亡了国；那些怀揣“实业救国”梦的各界精英们，虽然掀起了一轮轮的投资热潮，但是在经历过最初的辉煌之后，无一例外的又迅速走向了衰败。
经历过这么多年的磕磕碰碰，不是没有人想曾明白过这些，他们也都曾努力的想要为这个国家做出改变，但是这条道路，无疑比他们想象的更要艰难许多。国势日趋匮乏，国内这些依旧怀揣着“实业救国”梦想的民族资本家和各界精英们，很多人虽然丧失了斗志，但更多的人仍旧在坚持不懈的做着努力。终于，辛亥年过后的共进党自治政府，在西南大地横空崛起，投资了庞大的资金进行工业建设和铁路建设。他们全方位的财税改革，加之厘金的裁撤，等等等等，在短短的将近两年时间内，就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就。这一切，让这些梦想仍未熄灭的人们重新看到了希望。
重庆。
透窗而入的阳光将咖啡厅内照的暖暖的，留声机里也在不断的播放着优美的旋律。恬然舒适的环境，每天无疑都吸引了更多年轻的男女来此品尝咖啡。此时，就在这家咖啡厅内，倚窗而坐的宋教仁，正透过玻璃窗户望着外面繁华的街道若有所思。自从来到重庆之后，这座城市带给了他无数的意外，现在他觉得，有必要理一理自己这段时间的思绪了。
或许是因为共进党强势崛起的原因，和原时空所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并没有应袁世凯的邀请，赶赴北京商量国事，反而是一路来到了西南，试图和共进党取得共识，为将来的组阁做好最后准备。
宋教仁对重庆的印象，其实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样子，尽管在报纸上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现在重庆的介绍，但是等到真正的来这里后，他才知道，和前清时候相比，这里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已经初步完成了近代市政建设的重庆，城市格局变化无疑是迅速的，商业街上人流熙攘，商品玲琅满目，聚集着全国最为齐全的品牌；街道两旁路灯燃亮，随着起伏的山势，形成了一道华美的山城夜景。而重庆繁华若此，可想而知，比这里地位还要重要的成都、昆明等地又该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已过而立之年的宋教仁不得不承认，相比民党所掌控下的江浙等地，革命后共进党治下的西南民众，似乎更加的充满了朝气，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在共进党领导之下的他们，似乎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建设激情，他们所不断掀起的一波波的建设浪潮，正使西南大地每天都用一种几乎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宋教仁同样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革命后的民众，一群热情似火，一群麻木不仁；为什么同样是革命后的地方政府，一方可以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内政，将建设搞的热火朝天，一方却是财政枯竭，得过且过，依旧是死气沉沉。
或许是因为国家依旧被袁世凯所专制独裁，还没有真正实现宪政共和的原因吧，宋教仁在心里这样想着，这样安慰着自己。可是转瞬，又想到了共进党，想到了西南跨越式的发展成就后，他又有些发懵。